有关欧美同学会成立的可靠记载，目前主要有四则。其一是发起人顾维钧的回忆。顾维钧于1912年春回国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1913年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他回忆道：

　　有一个留美学生的团体，每年聚餐三四次。这种集会是社交活动，每人都可回忆学生时的欢乐。根据我在美留学的经验，成立一个归国留学生同学会很有必要。它可以定期集会，请美国或中国著名人士讲演，或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召开讨论会。这个意见深为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所赞许。[此处不准确。当时，还未发展成清华大学，而是叫清华学校。——著者]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专攻教育，对公众事务极为关心。由于他的赞助，我组织了留美同学会，会员包括美国大专院校毕业的中国学生，年龄不限。

　　回国留学生感兴趣的第一项活动是成立图书馆。……同学会和图书馆成立之后，我想到第二步应和留英回国学生联合起来，他们过去也随时集会，不过没有组织起来。

　　周诒春博士赞同这个意见，不过他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因为我住在北京市内，而他住在郊区清华园。记得我曾和那时在北京的留英学生接洽过，其中一个是伍朝枢，另一个是陈博士，还有一位在中国银行工作。……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一致认为联合起来是个好主意。他们这才和别的留英同学联系，征得他们的同意。然后我们着手讨论如何合作，成立另一个组织，称为“欧美同学会”。不久，这个联合会就在聚餐会上正式成立了。

　　此后，周诒春博士自然又想到我们应团结其他留欧回国学生，约请他们入会形成一个西方留学生大型组织。令人又惊又喜的是留欧学生已经有自己的组织，……叫做“留法比德会”。……我和他们谈过几次，……终于说服了他们。……必须说明，联合起来的新团体丝毫没有政治目的。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举办演讲会、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使公众受益。

　　几个月以后在法、比、德同学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了联合的议案。最后一步便是举行三个同学会联合大会，采用了“欧美同学会”这个名称。用这个名称是通过了多次讨论才通过的。

　　据我的记忆，新欧美同学会的组成是这样：留美的八十五至九十人，留英的约五十五人，留欧洲大陆三个国家的一百人。……这个新组织开始日益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1

　　依据顾维钧的以上回忆，可知顾维钧等最初曾组织过一个由归国留美学生组成的“留美同学会”，接着又将伍朝枢等归国留英学生扩大吸收进来，组成了一个“欧美同学会”。对于这个“欧美同学会”及其前身“留美同学会”，目前尚未发现其他记载。顾维钧是1912年回国的，工作一段时间后，曾短时间返美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估计“留美同学会”当成立于1912年，而小型的“欧美同学会”可能成立于1913年春夏。但这个“欧美同学会”尚未包括留学欧洲大陆国家的学生，可称之为小型的“欧美同学会”。此小型的“欧美同学会”成立几个月后，经过顾维钧、周诒春等人的联络和劝说，又决定将由留学欧洲大陆国家的归国学生组成的“留法比德会”联合进来，组成一个“西方留学生大型组织”，即大型的“欧美同学会”，并以“举行三个同学会联合大会”的方式，正式宣告了这个大型“欧美同学会”的成立。

　　第二则关于欧美同学会成立的可靠记载，是1913年10月19日，北京《大自由报》上的一篇报道《欧美同学会之盛会》。全文如下：

　　欧美同学之盛会：欧美同学会于昨晚在西交民巷本会所欢迎外交孙总长、教育汪总长。到者王赓君、王正廷君等约百人，皆一时俊杰。席半，由主任干事顾君维钩举觞进欢迎词。孙外交起席致答：略谓欧美诸同学学问深造，久为侪辈所景仰。惟当此世风颓败之际，应格外讲求道德，为国人之倡。诸君子虽未能今日置身青云，然果于学问之外益以道德，则他日享大名、建大业者，非诸君必莫属。孔子云：不患无位，患无以立。大总统受任宣言，亦谆谆以道德为重。故讲求道德一事，予于诸君有厚望焉。诸君子在欧美留学之时，大率皆寄居于某博士、某教习之家，平昔感情皆极亲，今日遇有外人来华者，亦应有投琼报李之谊，导之使观我国数千年之良风美俗，及一切旧时之宝贵建筑、美术。半使中外感情日益敦笃，半使外人尊重我国之观念日以隆厚，此予于诸君尤有厚望焉。言毕，同座鼓掌示欢。继有汪教育致答。汪与欧美同学感情最佳，而与英国留学更为亲挚，执杯而起，同座者即已欢声雷动。汪云：予与留学诸君，缘分最好。计第一次出洋，即充日本留学监督；往美国时，适值暑假期内，我国学生集于某海岸大会，予亦躬逢其盛；及往法、德各国，亦荷开会欢迎；而奉使英国时，尤得与诸君昼夜聚首。遥忆当时孤身远客，同学者每可直达卧室，握手言事，其情形亲厚如同家人。故关于“留学”二字，颇有特别感觉。回国之后，察见各处留学皆有团体，而欧美学者则如散沙，心中颇为疑虑。今见此会成立，又荷设讌欢迎，实得我心，易胜欣佩，愿祝诸君福寿康宁。同座者又鼓掌如雷，移席后以电光摄影纪念，宾主尽欢而散。2

　　1913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也刊登了此报道，全文基本一样，《申报》稿略有删节和改动，标题也改成了《北京欧美学生之盛会》，会议日期由“昨晚”改成了“前日晚间”。这次会议的新闻稿无疑是欧美同学会提供的。这次会议是欧美同学会成立的第三则可靠记载。

　　《大自由报》《申报》的这两篇报道，新闻要素不够完整和明确，没有具体言明北京欧美学生此次开的是什么会。报道中着重记述的是孙宝琦、汪大燮的出席和讲话。两位总长的演讲内容都围绕着欧美留学生。孙讲的是对归国欧美留学生的期望，汪讲的是与欧美留学生的亲密关系，并特别讲了此前“察见各处留学者有团体，而欧美学者则如散沙”的“疑虑”，和“今见此会成立”的欣喜。联系到后来欧美同学会凡是开全体性大会都请名人演讲的惯例，可以推论这次“盛会”不是单纯的演讲会，而是欧美同学会成立后举办的一次大型聚会。

　　第四则关于同学会成立的较早的记载，是北京《晨钟》报1917年2月19日的一篇报道：

　　欧美留学生同学会昨日开会：欧美同学会成立于民国二年间，为我国留学欧美各国毕业生回国在京供职者所组织而成。其宗旨系联络感情，研究学问。袁政府时代，欲收拾一般留学生之心，对于此事，颇示赞成之意，遂将南池子石达子庙地址拨归该会应用，略加修葺，于日昨（即十七日）晚间开成立大会。到者百数十人，如陆子兴、蔡孑民辈均行到会，相继演说，又有幻灯术电影以助佘兴，颇极一时之盛云。3

　　这篇报道一方面明确地说“欧美同学会成立于民国二年间”，即1913年，一方面又将欧美同学会1917年2月17日召开的大会称为“成立大会”。这后一个“成立”，据报载其实是指新会所的修缮完成和启用，这次会议实为欧美同学会的1917年新春恳亲大会。

　　1 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5~138页。

　　2 北京《大自由报》1913年10月19日第10版。文中外交孙总长即孙宝琦，字慕韩；教育汪总长即汪大燮，字伯唐，又字伯堂。

　　3 《晨钟》1917年2月19日第3版。文中“于日昨（即十七日）晚间开成立大会”指会所修缮竣工启用大会；“陆子兴”即陆征祥，字子欣，又字子兴；“蔡孑民”即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