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舒，1966年生于上海，200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文化人类学教授、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

　　我与人类学的最初缘分来自30年前在英国利兹大学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经历。当时我作为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大三学生，有幸获得人生第一次海外游学和猎奇的体验,无意之中为自己播下了一颗人类学的种子。

　　在异域经历的与“他者”互相凝视，使我发现“文化”比文学更丰富，语境（context）比文本（text）更有趣，不管是艾略特的《荒原》还是玄学派诗人的传世名作。至今，我仍难以忘怀约克郡的风土人情，尤其是那带有鲜明特征的口音和俗语。

　　大四毕业留校后，我去农村支教了一年。在田野体验中，我更感受到做实地调查的乐趣，也愈加觉得“小城镇”的“大问题”实在太多，从此燃起了对人类学研究的兴趣。

　　因计划外的面试进哈佛

　　带着对小城镇问题的思考，我回到了复旦大学任教。1992年初，在接待访问复旦的明清文学研究权威韩南教授（时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时，我无意中谈到了自己在支教时读到的费孝通先生《小城镇大问题》一书，并就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对于转型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与韩南教授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殊不知，韩南教授自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留学时就认识费老，他说对费孝通学术遗产的评判，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制度环境。这次的接待，实际上也成为一次计划外的面试。在韩南教授的鼓励下，我申请去哈佛大学读研，并于1993年底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开始在东亚地区研究专业委员会（RSEA）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1995年进入人类学系攻读博士。

　　我的人类学专业学习起步于硕导华如璧（Rubie Watson），完成于由博导华琛（James Watson）负责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指导老师包括凯博文和赫兹菲尔德教授。华如璧和华琛是哈佛人类学著名的学术伉俪，而华琛、凯博文和赫兹菲尔德可以说是哥儿们，共同指导着几十名来自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和博士后。我有幸从这一特殊的“家长制”和同学网络中得到教益和激励，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找到教职。

　　我先是受聘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学院和社会学系，讲授文化人类学等核心课程。后经乔治城外交学院副院长贝蒂（Betty）推荐，我从2003年起在位于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国际发展部主讲发展人类学课程。这一经历为我日后写作《发展人类学概论》（2009年）打下了基础。

　　海归母校开辟新天地

　　博士期间，我于1998到1999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Wenner-Gren人类学基金会和丰田基金会资助，在上海东南社区开展以历史记忆、“士绅化”（gentrification）和地方转型为核心议题的田野研究，析读1990年代结构性变革进程中发生在上海邻里各类人员身上的系列事件，以及他们面对世纪巨变的身份认同过程和和发展策略，最终写成题为Neighborhood Shanghai的哈佛人类学博士论文（经编辑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为我日后回国工作埋下了一颗种子。

　　2005年，我决定海归母校复旦大学。这一决定，不仅获得了导师华琛和凯博文的大力支持，而且华琛教授还鼓励我，在继续深化原来的上海城市社区历史记忆与社区发展研究的同时，更进一步聚焦于商业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三大核心来开辟复旦当代人类学的新天地。我牢记于心。

　　2005年秋，我来到哈佛燕京学社拜访导师，华琛教授安排我认识了英特尔“人与产品”（Peoples and Products）部门的研发人员。当时英特尔希望了解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新兴市场中信息交流技术的普及情况。我与他们电话沟通了2-3个小时，讲了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回国后的两周内，我就在上海与英特尔研究员Susanne Thomas见面，开始了与英特尔的第一次商业与人类学的跨界合作。

　　“影随”——商业人类学的跨界合作

　　当时我的搭档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和上海大学的董国礼教授。张老师以《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成名，对中国农村生活有着极为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我和张乐天老师各自的知识结构和生活体验可以说有一种天然的互补，所以后来我们把主要的田野地点定在了一个民工流出地城市和一个民工流入地城市。董国礼教授是阜阳本地人，对于土地流转和乡村基层治理见解独特。

　　我们和Susanne Thomas一起设计了一整套方法操作指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是，我们讨论出了“影随”（shadowing）的具体方法。每个项目有不同的“影随”的方式。比如Thomas之前的工作经历是在手机厂商从事研究，她“影随”的重点在于记录人们拨出和接听电话的瞬间，那个瞬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动作、表情、事件等。她很关注被观察者从做一件事情到做另一件事情的那个切换过程。

　　而我本人在1998年上海东南某社区做田野研究时，曾经做过居委会主任的临时助手，工作内容就是跟着她工作一天，从访问孤老和贫困户到参加各种会议，还帮她做各种杂事。这两种源自不同语境田野操作方法和技巧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在英特尔项目中对农户“shadowing”的工作方法。

　　我们从家里到田间地头，到乡村社区，到镇上买东西，都跟着农户，关注他们从田里回来遇到的熟人、聊了多久，或者路上又去买了什么农资等。同时，我们还让一个男学生和一个女学生分别跟随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这样能够得到互补和齐整的田野视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访谈。这也是受到我的硕导华如璧和博导华琛当年在香港新界研究的影响（贤伉俪二人当时在男女界限分明的村庄按性别分工进行田野研究）。

　　英特尔项目进入一定阶段后，我和同事们都意识到了商业人类学广阔的应用前景。这次与英特尔和微软（中国）的合作项目，也给复旦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发展之路确立了较高的起点。

　　与导师携手探究医学人类学

　　2007年秋，在张乐天老师倡议下，我与凯博文老师共同创建哈佛-复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我担任中方主任，凯博文担任美方主任。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跨学科交流的研究视角和手段，为学术探索和决策咨询服务。

　　近年来，我和同事朱剑峰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徐一峰主任、哈佛亚洲中心的陈宏图教授（凯博文的学术助手）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先后进行了由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的肖泽萍教授牵头进行的上海市4-18岁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问题研究（田野调查部分）、由哈佛大学古德教授主导的应对精神疾病污名化策略以及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主导的老龄化护理实践项目。目前我们正通过哈佛亚洲中心与江苏产业研究院合作开展一项老年科技与社会经济价值观的跨学科合作项目。

　　研究中心的创建，让我个人在研究实践中的角色从独立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中转向项目协调人和主持人。同时，也是我对于华琛教授希望我聚焦医学人类学领域的一种尝试。

　　做“人民”的人类学

　　从2014年开始，我所在的教研团队成员与上海睿丛文化合作，在田子坊一起成立了复旦应用人类学教研基地，通过课堂教学、定期举行的跨界工作坊以及以医学和商业人类学为主要议题的项目合作，大大拓展了复旦人类学的学科范围，并赋予其公共性、植根性和前瞻性的特征。

　　十年前我听到有句话叫做“自由而无用”，常被用来概括复旦的大学精神。这虽然也是21世纪复旦当代人类学特色的某种体现，但我认为我们的学科发展更应该朝着“自由、有用、有趣”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实现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夙愿，走出坚实的第一步。